你可能多少聽說過這樣一件事：近三百年來世界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背後都有一個神秘組織——共濟會的影子。
據說這個起源於英國的准宗教組織領導了美國獨立戰爭；起草了美國憲法；支配着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和財政，整個美國政府從奠基之後就一直受共濟會操縱，歷任美國總統只有被暗殺的林肯和甘迺迪不是共濟會成員；連美聯儲也從屬於它們，世上所有花美元的人其實都是在花共濟會的錢。
不僅如此，這個組織的神秘長老團還懷有一個更大的陰謀：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為此他們甚至有預謀地發動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便進行一次重新洗牌。
這些故事聽起來確實曲折生動，而且似乎能讓人一下子簡單明了地了解所謂「歷史真相」，像金融危機這樣的事件如此紛繁複雜，那種「一小群神秘人物幕後操縱了所有事件」的說法實在是一個相當有吸引力的解釋，並能有力地激發人們的想像力。
那麼，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共濟會真的是這樣一個龐大的操縱集團嗎？
一個秘密組織的興起
和其他秘密組織一樣，共濟會最讓人恐懼、也最讓人感興趣的就是其神秘，雖然它已經是這類社團中最不秘密的一個了。
實際上，圍繞着它的眾多陰謀論，最關鍵的一個矛盾就在於：所有這些論調都聲稱共濟會秘密干下了所有這些事件，因而是一支可怕的隱秘力量；但同時，人們卻又似乎普遍知道這些事正是它所操縱的——而這就談不上秘密了。
共濟會的英文正式原名為Freemasonry，直譯即「自由石匠」，其標誌上有圓規和曲尺圖案，象徵着對偉大宇宙秩序的建構。其公開文獻《共濟會憲章》將其歷史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認為聖經時代的石匠（當時只有他們掌握着幾何與自然科學的知識）創造了這個組織，目的是以理性和知識克服人類弱點、重回神的領域。這些石匠秘密交流宇宙天文、幾何、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互稱「兄弟」，以圖重建上帝的秩序。
秘密組織的起源年代常常是無法認定的，就像中國人所熟知的天地會，雖然常被認為由鄭成功創立，但實際上很可能直到一百年後的乾隆中葉才成立，而其口號「反清復明」更是直到嘉慶年間才出現。
共濟會也是如此，它的第一個總會所（Grand Lodge）於1717年6月24日成立於英國倫敦，此前只有一些貴族和高級神職人員不定期在一些小酒館裏的非正式集會。在這一天，會員們投票選舉安松·塞亞為第一代總導師（Grand Master），因此這一天普遍被視為近代共濟會運動的開端。
這裏一個不可迴避但又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共濟會為何在此時、在此地成立、又為何秉持這樣一種意識形態。
眾所周知，16-17世紀歐洲興起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英國、德意志等地出現了許多新教團體，與天主教會決裂。為對抗這一改革，天主教會也相應發動了一場「反宗教改革運動」，其中尤其是組織嚴密的耶穌會，成為教會最頑強的鬥士。
當時那些護教心切的國王及天主教當局，事實上對那些「自以為是以及對教條說三道四的傢伙」，是越來越沒耐心了，這又反過來激發了主張理性的那些團體的反彈。
17世紀英國國教、天主教、清教徒的內部鬥爭十分劇烈，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才稍稍穩定下來，共濟會便在這個環境中生長出來。與共濟會宗旨相似、並同樣發展為秘密組織的的光明會，也在1776年創立於歐洲大陸的巴伐利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共濟會和光明會一樣，都主張用理性力量來改造人類心靈，甚至推廣啟蒙原則，並進而改變世間秩序。
這種信仰在歐洲也有着深厚的根源。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思想史》一書中所言，
從最早的記錄開始，在思想史中就貫穿着這樣一個概念，即一個有秩序的、和諧的連貫的世界。人類本能地排斥一種觀念，即人和他們周圍的環境是眾多偶然因素的結果。
在歐洲思想中，這種「有序世界」的觀念尤為強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就用嚴密的數學規律來解釋世界的有序性，他們認為數就是「人類思想的嚮導和主人，沒有它的力量，萬物就都處於昏暗混亂之中」，強調只有在這樣的秩序中，我們才發現了一個可理解的宇宙。
這個學派的密教特徵與共濟會不無相似之處：嚴格規定所有教徒必須對教外嚴格保守秘密，不得泄露有關教派的一切規條、教訓、學說、狀況；在教內不立文字、不做記錄，所有教導、指示都只憑師徒、上下級之間的口耳相傳。
隨着歐洲文明的發展，到中世紀中葉，上帝越來越經常地被描述為機械術語裏的工程師或者建築師。
14世紀的一位法國主教Nicole Oresme將上帝描述為以人啟動手錶的方式啟動了這個世界——上好發條、然後讓它自行運轉。
在這裏可以看到共濟會等組織的神學思想根源：他們認為，人間充滿不幸，秩序崩壞，而人性中則有許多缺陷，因此，要建立一個天國式的協調秩序，就要按照一個工程師一般的上帝形象，依靠嚴密的組織，來秘密而有計劃地推進人間秩序的改造。
發展：公開化與神秘性
那麼，這樣一個似乎懷着「美好願望」的組織，又是如何演變為世人眼中操縱許多陰謀的、令人恐懼的力量的呢？實際上，這與其說是因為其強大，不如說是因為其神秘性。
早期共濟會是秘密結社，一個身體無殘疾的、持有神論的成年男子贊同其理念便可加入。但他們大多是通過秘密的人際網絡發展，成員大多來自上層社會，熱衷於維持排他性因素，例如1780年代初的法國共濟會成員雖然彼此互稱「兄弟」，但禁止工人階級會員加入，更堅決排斥女性，因為「自由交往和啟蒙的責任只是男人們的事情」。
這也是不同國家秘密組織的共同特徵，嚴格會員資格、入會儀式的強調能在成員內部創造出一種自豪感，並有助於形成一種內部團體感及手足之情。實際上，現代社會一切的高級會員俱樂部都是如此。
和早期基督教一樣，共濟會最初重視在上層階級發展會員，1722年沃頓公爵成為新一代總導師，據說一度曾說服英國國王喬治二世的王儲加入共濟會，只是因為王儲英年早逝而功虧一簣。
不久之後的1745年，荷蘭出版的一本匿名書籍暴露了共濟會的許多內部禮儀和活動規則，這反倒成為共濟會活動公開化的一個契機，會員逐漸向中產階級轉化，現代共濟會大部分活動均已公開。
1751年7月，一部分分支機構由於不滿英國總會所的現代化傾向，公開宣佈另立門戶，從此這個「古典派」與餘下的「現代派」之間為爭奪最高領導權長期紛爭，直到1813年11月才達成和解，成立英國聯合總會所（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簡稱UGLE）。
同期共濟會也在迅速地向外擴展，尤其是英屬領地，愛爾蘭及蘇格蘭總會所分別於1725年和1736年成立。在同一時期，所有共濟會的內部派別都擴張至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其會員確實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就是弗吉尼亞殖民地的一名共濟會成員。
1920年代，200萬美國共濟會成員為紀念這位先驅，共同修建了一座「喬治·華盛頓共濟會紀念堂」（The George Washington Masonic Memorial）。但華盛頓是其成員的事實，並不能證明共濟會在背後操控和組織了美國獨立。一度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華盛頓本人有意組織一個獨立的「美國共濟會總公所」並自任第一任總導師，但這也從未得到證實。
共濟會一直在英美較為發達，現在全球約300萬共濟會成員中，就有約240萬在英美。但在其成立後不久，也在向歐洲大陸擴散。
法國東方公所（the Grand Orient de France）於1728年成立，在拿破崙統治時期曾一度繁榮，但波旁王室1815年復辟後只落得慘澹收場。此後當法國分會開始接納無神論者為會員後，1877年英美的共濟會宣佈與之斷絕來往。
1849年，共濟會在上海正式開設了在中國的第一個會堂，此後的一百年間主要在華從事慈善事業。
進入20世紀後，共濟會主要以基金會等現代組織形式存在，其成員活動已基本公開化。不難看出一個基本的歷史脈絡：共濟會這個組織的神秘色彩隨着發展而逐漸褪去，以理性改造世界秩序的信念已逐步變成推動慈善事業，人們對它的組織內部的了解也越來越多，可以說這個秘密組織已經沒有多少秘密可言。
然而，一個看起來十分費解的悖論是：無論在大眾心目中還是通俗讀物中，關於共濟會擁有許多秘密權貴成員、並在幕後操縱驚人陰謀的傳聞，卻從未衰歇，甚至還越傳越神了。
如影隨形的陰謀論
絕無偶然因素。對於公眾來說，沒有任何一件事不是有意策劃和控制的結果。 ——Jean-Noël Kapferer《謠言》
自共濟會誕生之後，這一名字幾乎就沒有離開過陰謀論的漩渦。
弔詭的是：某種程度上正因為共濟會是近代西方最早為人所知、也為最多人所知一個秘密社團（這就意味着它已經不大秘密了），又有着重塑世界秩序的信念，所以人們經常將許多真實或虛構的陰謀歸於它的名下。
這就像阿爾蓋達組織一舉成名之後，每當世界各地（尤其是中東）發生什麼恐怖襲擊的時候，世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那會不會是阿爾蓋達組織干的？
這種虛虛實實的揣測常常使人過於誇大秘密組織的力量，似乎它們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當然這可能也正是秘密組織所期待的效果之一。
現代社會的運行又極為複雜，尤其在新聞、外交等領域，信息被集中掌控，公共輿論看上去總像是在被引導。
人們對於征服全世界的陰謀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懼，這時候，他們寧可相信，有少數秘密權力精英在操縱着世界事件。借用汽車大王Henry Ford的那句名言：「世界對生活指導的所有需求都能用一本兒童圖書的兩頁即可寫完。」
這些陰謀論的先驅之一是蘇格蘭人John Robison，他於1797年提出一種觀點，即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這樣驚心動魄的革命活動必定是被操縱的。
兩年後，美國神父Jedidiah Morse發展了這一觀點，推斷光明會和共濟會已經滲透進美國，「共濟會已經與美國體制結構徹底捆綁在一起了：他們並不準備推翻政府，因為他們就是政府。」
1903年俄國《旗幟報》刊載一系列題為《猶太人控制世界的計劃》的文章，首次公開提出一個著名的陰謀論，即有一群所謂「猶太錫安長老」密謀控制全人類，並公開一份文件，題為《共濟會與錫安長老會世界聯盟會議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這份文件隨即成為反/共濟會和反猶運動中最重要的文獻，也是此後幾乎所有陰謀論的始祖文件。
雖然這份文件後來據考證系沙俄秘密警察偽造，但卻它卻迎合了19世紀末以來歐洲關於猶太長老圖謀統治世界的謠言，因而深深影響了歐洲政治，到1920年代成為歐洲各地反猶的重要武器。
據英國學者F.L.Carsten所著的《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的共同點之一是「反對共濟會的，更不用說是反猶主義的（意大利除外）」。
如法國的夏爾·莫拉斯將猶太人、新教徒、共濟會會員、外國佬並列為四類「反法蘭西」分子，當時法國右翼的很多教士僧侶憎恨共和國這個「可惡的猶太-共濟會政權」，因為它使教會與國家分離。1919年德國執行暗殺任務的「執政官組織」暗殺的目標就是「猶太人、共濟會會員、耶穌會士」。
匈牙利1923年成立的極右翼「種族防禦黨」，其宗旨之一就是在匈牙利剷除猶太人和共濟會成員，在比利時右翼的弗蘭德主義者中，共濟會綱領同樣是攻擊目標。
「共濟會」還常成為政治清洗的藉口，1941年羅馬尼亞法西斯主義的鐵衛軍槍殺一切「叛國者」和原來著名的政治家，藉口就是：他們都是共濟會成員。
在這種周期性出現的陰謀論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這樣一個核心論述：即有一個小群體試圖控制世界，與這種邪惡意圖的鬥爭則是一場光明與黑暗的較量。
這種啟示錄式的世界觀倒是真的對現實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中多次提到，德國人和猶太人雖然方式相左，但目的都是要控制世界，他上台後進一步利用捏造的文件來指控共濟會受猶太人掌控，意圖控制整個德國和歐洲。
1950年代初有高達70%的美國人相信蘇聯的目標是統治全世界，而與之鬥爭就是一場世界性的、光明與黑暗、自由與奴役、基督精神與反基督精神之間的殊死較量。
這種偏執的信念導致無止境的懷疑，幾乎能在一切善意和公開的舉動中看到某些邪惡動機。
美國的民兵組織雖然抱有不同的理念，但有一點是一致的：他們普遍想先美國正遭受一個旨在建立世界秩序的古老陰謀的威脅；而這個反基督運動被某個秘密集團（可能是美國政府或共濟會）操控。
很多謠言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美國政府關於甘迺迪暗殺的說法迄今未能說服所有美國人，前些年又傳說奧巴馬是穆斯林，手上戒指圖案則表明他是共濟會成員。
這種揣測也不新鮮，1981年美國還謠傳寶潔標誌是魔鬼標誌，隱含着撒旦數字666，是敵基督化身，據稱寶潔還將公司利潤的10%奉獻給一個信奉撒旦的教派；為了杜絕這個謠言，四年後寶潔決定自此在所有產品上取消這個圖案。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濟會相信並嚮往一個有秩序的宇宙，而這些陰謀論的信奉者也是出於同樣的緣故：他們總是想像在偶然、混亂、錯綜複雜的事件背後，隱藏着一個秩序，只不過那是被一小群人操縱的秩序。
法國學者Gil Delannoi曾指出，建立在對頭號敵人的恐懼之上的意識形態，有如下特徵：
存在指揮世界的地下網絡；
財富被一小撮人掌握；
拒絕融入民族的群體；
潛在按照超民族或世界主義標準劃分的異族人群；
存在虛偽的普世思想（來自教會、邪教、國際政治、共濟會）的宣傳；
掌握並操縱經濟命脈和媒體；
通過秘密儀式與魔鬼結盟；
諸如此類。
在這種心態下，共濟會只不過是秘密、異端、陰謀的代名詞，成為一個箭垛，人們把所有的恐懼都投射在它身上。
當然，這也至少有一個好處：為通俗文學和電影帶來源源不斷的題材。
許多這類故事都包含着相同的敘事：你可能不知不覺地生活在一個被人操縱的陰謀之中，無論這個操縱者是他人（《楚門的世界》）、電腦網絡（《駭客帝國》）、還是共濟會（丹·布朗的新著《失落的秘符》就將談到共濟會），而英雄人物首先要做的就是Trust No One（不要相信任何人），因為一切都已被操縱，然後孤軍奮戰，最終找到這個操縱者並擊敗他。
不難看出，這一直是荷里活電影中最受歡迎的故事模式之一。從這一點來說，這種陰謀論還將會有市場，無論它宣稱控告的是共濟會還是其他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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